贸易战博弈里中兴的曙光

经过两天沟通与谈判，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结束中国之旅，启程回国。

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会谈后双方都极为低调，各自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更多的是语焉不详的框架性描述。从中文媒体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新华社通稿和围绕通稿简短内容的延展性解读，信息量并不大。

如果我们阅读外媒的相关报道，能够看到不少有价值的细节信息。

在财经龙头媒体Bloomberg的报道中，披露了外媒获得的官方新闻通报内容，并明确中方向美方提出的以下诉求：

去除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障碍

停止针对中国商品的25%额外关税

政府采购项目向中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开放

在国家安全审核中给予中国企业同等的待遇

调整面向中兴的出口限制

停止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例中使用替代国策略

未来不再针对中国企业发起超级301条款的调查

向中国企业开放电子支付市场

批准中金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获取金融执照的申请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共9项诉求中涉及具体案例的只有两项：中兴通讯的出口制裁和中金公司的金融牌照。

Bloomberg的中国市场问题专家也在访谈中提到，在这次贸易谈判中中方就中兴案例向美方提出了抗议(protest)。

在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也专门谈到了中方要求美方修改面向中兴的贸易禁令。路透社从两个渠道分别了解到，中方谈判代表在会谈中要求美方倾听中兴的上诉申请，审慎考虑中兴在合规方面做出的各种努力，并最终修改对于中兴的贸易制裁。

如果到这里读者仍然认为中兴是这次贸易谈判中方诉求的可选项，那我认为这没有认清中兴案例中合理与不合理的边界，也没有意识到中兴案例对于未来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争端的代表意义。

作为违反美国贸易禁令的企业，中兴遭受美国商务部门的制裁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制裁的方式和力度来看，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环境和产业链配合下，任何高科技企业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从专利到产品、从硬件到软件、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市场，往往需要跨越多个国家，借助全产业链的配合才能最终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交付。一个高科技企业如果被从产业链中彻底剥离出来，等于是判了这个企业的死刑。

基于以上的事实，各个国家在解决高科技行业的争端时，通常是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惩罚。而不是诉诸于极端手段。而对于这次中兴的案例来说，美国商务部门的制裁是空前的。一方面是手段空前，彻底限制死从硬件芯片到软件OS的所有使用;另一方面力度也是空前的，制裁期长达七年。这种”一枪爆头”式的制裁对于中兴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尤其是在中兴通讯后期积极配合、充分披露合规信息的情况下，固守原有的空前力度的制裁更显得不合常理。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兴案例已经成为了未来高科技企业走出国外应对违规制裁的一个样板。如果中方默许了美方的做法，等于是默许美方利用自己在产业生态圈中的支配地位随意判处一个中国企业的死刑，而且是一个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制造商的死刑，这对于崛起中走向全球市场的大国是几乎无法接受的。

我认为，贸易问题就应该用贸易的方式解决，而不是试图政治化。如果美方以巨额罚款替代芯片和操作系统制裁，给中兴保留一个生存的空间，这对于中美贸易争端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双方也将更容易以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进行沟通。

不管事情的起点如何，中兴案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时面临挑战的代表案例，也成为这次中国与美国贸易争端的中方核心诉求之一。我相信政府不会轻易让中兴倒下，让自己的高科技产业遭受重大损失。

我们可以比照三十年前东芝公司遭受美国政府制裁的案例预测一下中兴案例的后续发展。

1981年，东芝子公司”东芝机械”向前苏联秘密出口四台九轴联动数控机床，使前苏联的核潜艇螺旋桨加工精度大大提高，显著降低了前苏联核潜艇的水下噪声。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借助此技术美国首次丧失了对苏联舰艇的水下探测优势。

东芝当时面临的制裁极为严厉，包括罚款3兆亿日元，东芝集团所有商品加收100%关税，停止从东芝集团进口任何商品5年等等。美国政府甚至还探讨关闭东芝在美国的所有工厂，把东芝从美国永久赶出去。

但经过日本政府和东芝公司的斡旋与游说，在事件爆发后10个月美国政府的态度软化。最终的处罚决定是美国禁止相关事件的东芝集团子公司东芝机械三年内对美出口。对母公司东芝集团则禁止其三年内向美国政府出售产品。基本上来说，美国政府对东芝的制裁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次中兴通讯的案例，中方已经把其列为核心诉求之一向美方提出。只要中美贸易还要继续，中美关系不彻底崩盘，始终是会找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所以，中兴通讯未来面临的制裁有非常大的可能性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入沟通而有重大变化，这也是我认为这次中美贸易博弈中中兴看到的希望的曙光。

另外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中兴制裁的案例就算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妥协，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争端，但对未来世界产业链格局仍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政治因素已经成为产业链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风险因子。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将会由原来全面进口美国芯片构筑自己的产品，转而变为采用多种方案包括本土芯片的采购，哪怕是性价比不高。反过来说，美国的电动汽车、半导体等企业，将会加速在中国本土建立生产线，以避免被未来的关税和美国政策变化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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