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 “三核”、“两制”与“一个共同体”

珠江水涛涛入海，伶仃洋碧波万顷。2017年，继全国两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安排获批，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南中国迎来“粤港澳大湾区”元年。

6800万常住人口、5.65万平方公里广阔天地，堪与世界级湾区媲美的经济总量与增速……由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组成，地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城市群以及香港、澳门深度融合区域的粤港澳大湾区，已是最具发展空间和潜力的世界级经济区域，随着国际一流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

最具想象空间的“大湾区”

十多年前，香港人黄竞从香港理工大学毕业后，北上深圳从事家居设计业。这些年他在深圳罗湖与南山创办设计空间，频繁往来于深圳、香港、米兰、东京等地，将国际顶尖设计资源持续不断地带入深圳。

像黄竞这样生活在深港双城乃至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创客，何止千千万。不久的将来，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穗莞深城际轨道、深中通道、虎门二桥、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等大型交通工程的陆续启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一小时生活圈”，他们将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创客在城市间奔波，如同寻找机会的“都市候鸟”。在产业基础十分雄厚、产业分工相对明确、内部往来日益密切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要素的快速流通已成常态。在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看来，正是无障碍的市场要素流通，发达的市场网络、交通网络与信息网络，强大的濒海产业集群，大规模的城市群，共同构筑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三地紧密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至今已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众多优势：制造业基础扎实，是久负盛名的“世界工厂”，正向先进制造业升级；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和机场群，客货运量都位居全球前列；金融、科技、物流等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形成与制造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三核”的城市群，已在产业和功能分工上形成秩序，被世界银行报告评为“东亚最大的城市连绵区”；形成了“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多元制度格局，为对接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灵活的制度安排。

数据显示，城市群和濒海产业结合形成的“湾区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湾区”。陈鸿宇研究发现，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三大世界级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经历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过渡，已经形成以服务业或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而且，三大世界级湾区今天已是“高等级基础设施交汇的枢纽”、“高等级功能的集聚体”与“高价值产业链的平台”。

陈鸿宇认为，与三大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端”与“质量型发展”上，仍有较大差距。据统计，在产业结构上，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为62%，远低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80%、89.5%和82%；在地均GDP上，粤港澳大湾区为每平方公里1.65亿元，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这一数值则分别为3.44亿元、4.60亿元和3.09亿元。但是，“粤港澳人口众多、地域宽广、经济腹地辽阔，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越旧金山湾区，再加上深圳等城市引领的创新经济异彩纷呈，无疑是‘最具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的湾区”。

湾区融合：破壁、提质、降耗

在狮子洋与内伶仃洋交汇处的深圳大空港地区，去年9月启动建设的全球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目前已进入钢结构主体屋面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如一片钢结构森林，19个标准展厅呈鱼骨式排布徐徐展开，蔚为壮观。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宋丁认为，建成后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将串起深圳西部海岸线，汇聚商务、金融、贸易、物流等产业要素，成为延展前海自贸区优势、衔接东莞滨海新区、联动广东南沙自贸区、带动珠江口东岸增长的强劲引擎。“因为辖区土地匮乏，发展空间受限，深圳早早就把目光伸向湾区，重视对260公里海岸线的战略开发与布局，是深圳探索大湾区融合的经验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城市之间与企业之间充分竞合，是30多年来推动珠三角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原深圳市委常委张思平说，今天粤港澳大湾区仍要推进大融合，并借此寻求资源合理配置、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

在产城集聚的规模效应下，打破现有体制机制壁垒，继续推动互联互通，共享全要素无障碍流通带来的高效与便利，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是大湾区企业所盼。在广深港三地从事科技企业孵化的松禾资本合伙人张云鹏说，“在资质互认、协议落实、金融合作等与营商密切相关的微观活动上，现有部分体制机制已经形成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和‘玻璃门’，直接阻碍了企业经营发展，也不利于粤港澳成为‘团体冠军’，三地要破除阻力实现充分对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将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是粤港澳三地专家热议的焦点。张思平认为，理想中的规划应以市场为主导，鼓励竞争、激发活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区域发展规律，总结珠三角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宝贵经验；从内容上看，不能仅仅是个城市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产业合作规划或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而应该是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城市基础设施等全方位的综合发展战略规划；哈工大(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表示，可在更大范围和空间尺度上制定规划，让粤东西北部分欠发达地区加入进来，疏解已经高度密集的珠三角经济，推动全域均衡发展。

张思平理想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无边界共同体”，“在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原则下，形成共识、大胆改革，打破粤港澳大湾区现存的隔离，直至取消边界，打造全球一流的大湾区经济社会共同体”。

共谱“一带一路”新篇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粤港两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双赢合作模式：港商北上带来资金、技术和国外市场，珠三角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双方优势的结合推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也推动了香港在全球供应链管理层级上的跃升。时移世易，珠三角成本上升、产业结构调整，粤港澳原有的合作模式发生改变，广州、深圳等城市实力迅速攀升，与香港共同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三核”。

“多年竞合中，广深港形成了一定的错位发展格局：香港在珠三角对外联系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广州集中了众多央企、国企、跨国公司的华南分支机构，深圳汇聚了大量民营企业、创新实体的总部。”广东省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说,“广深港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如何重建‘三核’的共赢合作模式，减少无序竞争和资源内耗，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关键”。

“港澳发展仍然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中山大学教授陈广汉说。以香港为例，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中介，是国家“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服务平台。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不仅能够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而且经常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场，占得发展先机。香港只要巩固和提升这些优势，就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中把握机遇，促进本地创新创业，开发新的增长点。

陈鸿宇认为，在产业合作上，深圳、广州的创新企业要走向“一带一路”，可能需要香港在项目投融资、会计审计、法律仲裁等方面的服务，而内地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可以推进香港相关产业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领域的发展。“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门户枢纽。伴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走向‘一带一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将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共谋‘一带一路’的广阔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将大有可为。”

创新驱动促进粤港澳深度融合

今天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条件和路径已经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著名湾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湾区经济的比较标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不同湾区经济间的比较不在于大，而在于强；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质量；不在于单体城市，而在于湾区城市群和产业圈的集聚和扩散能力。二是大湾区城市群必然表现为“多圈、多核、叠合、共生”的“大都市区”以至“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态，对更大区域的“引领”功能是通过城市群整体合作来实现的，而不仅仅靠单体城市来实现。三是决定大湾区城市群质量的因素，首先取决于要素集聚和流转的交通、市场、信息三层网络叠合的密度与厚度，湾区各核心城市必须充分开放，融入扁平化、多节点的网络结构。

与其它世界级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聚集、建成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大，但在国际影响力、服务功能、创新能力、环境品质等“软件”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在于促进湾区人力、资金、科技、信息等要素的全方位流动和全球化配置，使整个湾区的“多核、多圈”聚合成更高能级的“新核心区”，使核心城市成为全球化配置资源的加速器、催化器和放大器，以谋取更大的整体利益。因此，通过创新驱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经济圈和城市集群间的 “软件”对接和融合，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努力深化粤港澳间的协调机制对接。目前粤港澳合作中“两制”的差异较为突出，跨境执法依据、职业资格认证、金融保险规则、 检验检疫标准等各异，成为三地合作的制度障碍。建议进一步细化中央政府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制度安排，在大湾区设立常设性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进一步梳理落实CEPA协议及各项补充协议，对港澳居民进入内地开展专业服务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简化管控程序，优化审批流程；支持粤港澳工商企业界、专业服务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机构。

二是努力深化粤港澳间的运行规则对接。争取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权限，作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探索三个独立关税区之间的通关、货物查验监管、人员往来方式便利化的具体实施办法，优化通关政策和安排，提升人流货流通关效率；努力推进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的对接，组织行业公会、协会、商会共同制定区域行业规则，细化相应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制定行业服务标准，承担资格认定事项，

三是努力深化粤港澳间的创新资源对接。建议设立“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协调机构，支持港澳和内地共建科技园，鼓励港澳大学、研究机构联合海外研发团队，在大湾区建立产业研究院、孵化器；设立专项基金，引导支持港澳资金进入珠三角兴办创投、风投机构。将粤港澳大学联盟实体化，鼓励港澳大学与内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内地大学到港澳设立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消除信息壁垒，要尽快建立粤港澳三地政府科技部门、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共建共享的科技创新信息、科研成果应用转化大数据平台，建立知识产权、资质互认、电子商务、公司和个人信用等全社会共建共享大数据平台。（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陈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