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特朗普在苏联做了什么?

美国媒体对特朗普苏联之行的报道

1987年12月，特朗普在美国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握手。

30年前的夏天，经苏联外交官协调，特朗普在克格勃的注视下开启了低调却不寻常的首次苏联之旅。现任美国总统与莫斯科的关系，或许从那一刻起就埋下了伏笔。

1984年晚些时候，掌管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门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意识到，巨大的挑战正在逼近。在国内，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契尔年科身患重病，克林姆林宫将在不久后迎来关键人事变动；在国外，美国总统里根立场强硬，随时可能先发制人地挑起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美情报工作成为克格勃的当务之急。

此时，纽约一名房地产商人闯进了苏联人的视野，他的名字是唐纳德·特朗普。正如英国《卫报》通讯员、自由作家卢克·哈丁在其新著《共谋：俄罗斯怎样帮特朗普获胜》中所言，在“令人惊诧”地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特朗普家族与俄罗斯一直有商业往来，因此饱受抨击。不过，查阅公开或新近解密的档案不难发现，现任美国总统与莫斯科的关系，其实早在30年前特朗普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埋下了伏笔。

克格勃寻找“高价值目标”

特朗普首次访苏前夕，被西方视为眼中钉的克格勃正急于摆脱困境。这个情报机构发现，自家账簿上有太多吃空饷的人，驻外特工搞到的垃圾信息太多，单纯根据政治立场发展间谍的手段也收效不彰。为此，克留奇科夫在1984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要特别重视“中心”（克格勃的自称）在招揽美国公民方面欠缺成效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求驻外单位集中力量寻找并接触“有较高价值的目标”；另一方面，克格勃计划充分利用来自东欧诸国的线索。

曾于克格勃任职的退役特工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在《克留奇科夫的指令：1975～1985克格勃海外行动档案》一书中援引一份备忘录的内容，指出：“外勤工作需要更多更广地利用非官方渠道，借力于著名政治和社会人物，以及商业和科学领域的代表。”这些人不仅可以“提供宝贵信息”，而且有能力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克格勃还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的范本，用来提醒驻外特工在发展“下线”时应重点关注什么。一般来说，招募外国人分为多个阶段：苏联特工首先会邀请目标吃饭，并将后者列为“联络人”；若目标积极回应，则会晋级为“深入研究课题”。到了这一步，经办者会为他们建立档案，再以秘密材料做补充；观察期完全结束后，即可决定是否吸收他们为正式间谍。

这份问卷要求提供目标的基本细节，包括姓名、职业、家庭和经济状况。其他问题还包括：“目标掌权的可能性如何？”“目标是否过度自大、自我中心，抑或渴求野心或虚荣？”

特朗普前妻受到“特别照顾”

要成为克格勃的全职特工，一个外国人必须接受两件事：一是“秘密合作”，二是愿意服从苏联政府的命令。从这种意义上讲，外界很难相信当时已事业有成的特朗普会主动为莫斯科服务。二者间的联系，最初更可能是通过特朗普的身边人确立的。

苏联情报机构从何时开始关注特朗普？目前并无这方面的明确信息，但从理论上讲，这个时间节点最早可以上溯到1977年。正是在那一年，特朗普与来自捷克的伊万娜·泽尔尼奇科娃结婚，后者时年28岁。冷战时期，捷克的情报人员以敬业著称，他们的足迹遍及西欧，也出现在一些拉美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比苏联特工更不引人注目。

资料显示，伊万娜出生在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地区。她于20世纪70年代初移民至加拿大，曾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居住，后来到纽约当了模特。根据2016年披露的信息，伊万娜结婚后，一度受到捷克当局密切关注。后者专门安排了人手，检查伊万娜寄给留在老家的父亲米洛什的书信。米洛什并非特工，但这并不妨碍捷克情报部门从他那里获得伊万娜和特朗普的近况。此后，伊万娜带着儿子小特朗普回乡探亲时，受到了“特别照顾”。

作为苏联当时的盟友，捷克人定期把自己获得的情报与克格勃的同行分享。站在苏东阵营的立场上，当时刚过40岁的特朗普是个足够有趣的人物。第一，他的妻子来自东欧；第二，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朗普的兴趣爱好逐渐超出了商业领域。根据捷克方面公开的档案，伊万娜在和亲友通讯时，数次提到她的丈夫“对政治的热情持续高涨”。

苏联外交官父女促成特朗普苏联之行

即便如此，克格勃仍然没有足够的理由“邀请”一位纽约商人到莫斯科游览。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他是在征求了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尤里·杜比宁的意见之后，才坚定了去苏联看看的想法。

1986年秋天，雅诗兰黛公司创始人之子莱昂纳尔·洛德举办了一场午餐会，特朗普坐在杜比宁旁边。在1987年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在回忆那段经历时提到：“杜比宁的女儿娜塔莉亚‘读过关于特朗普大厦的书，熟悉它的一切’。而我非常希望与苏联政府合作，建造一所大型豪华酒店，就在克里姆林宫正对面。”

杜比宁并非苏联情报系统的成员。不过，身为驻美国大使，他的话语权比一般的外交官大，也更受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信任。由于后者提倡“新思维”，杜比宁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和美国的商界精英广交朋友，以“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

当时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娜塔莉亚曾在接受俄《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表示，父亲到美国后，她带着他四处游览，来到了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杜比宁很兴奋，决定会会大楼的主人。两人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特朗普，杜比宁凭借流利的英语使忙碌的特朗普开心起来，还恭维道：“我到纽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观阁下的产业。”

娜塔莉亚说：“特朗普立刻融化了。他是个情绪化的家伙，有点冲动……他需要得到认可。当他得到了，他就开心了。对他来说，我父亲的拜访就像蜂蜜之于蜜蜂。”

这次会面发生在雅诗兰黛公司举办宴会半年之前。娜塔莉亚称，曾给赫鲁晓夫做过翻译的杜比宁想吸引特朗普。娜塔莉亚自身的角色也耐人寻味。20世纪80年代，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规模一度超过300人，其中一部分人会向克格勃或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汇报工作。某种意义上，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在情报领域的表现比专业机构更出色。

无论杜比宁父女出于何种考虑，特朗普的苏联之行的确因为他们的协助而更加顺利。在《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写道：“1987年1月，我收到杜比宁先生的信。他转告我，苏联最重要的国际旅游服务机构‘苏联国际旅行社’表示，有兴趣和我在莫斯科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旅行无果而终？

1987年7月4日，特朗普飞往莫斯科，随行的有伊万娜和他的意大利裔助理丽莎·卡兰德拉。除了杜比宁，苏联外交官、后来的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也助了他一臂之力。

很多美国商人对开拓苏联市场兴趣浓厚，莫斯科为什么给特朗普开绿灯？

根据原格鲁乌情报员维克特·苏甫洛夫的描述，特朗普意向中的合作伙伴苏联国际旅行社，当时是作为克格勃的分支机构存在的。该旅行社表面上是苏联官方的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它被赋予了监控来苏旅游的外国人的职责。按照当时的规定，克格勃的对外情报部门会定期收到可能的来访人员名单，颁发入境许可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通常，克格勃对“有野心、有前途”的访客尤其感兴趣，其中不仅有政府官员，也有生意人和科学家。

而在特朗普看来，莫斯科之行只是无数次令人惊奇的经历之一。这位地产商入住特维斯卡亚大街尽头靠近红场的“国家酒店”，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列宁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也曾在这里下榻。该酒店与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大楼相邻，房客的一举一动都在克格勃眼皮底下。

《交易的艺术》并未对这次访问的详情长篇大论，只提到特朗普考察了“潜在的酒店位置，包括几处临近红场的地点”，并且“对苏联官员急于达成交易的心情印象深刻”。离开莫斯科后，一行人还造访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保存下来的照片显示，特朗普和伊万娜游览了冬宫广场，特朗普穿西装，伊万娜穿带有红色圆点的衬衫，戴着珍珠项链。

除了苏联情报机构，特朗普的苏联之行并没引起太多人关注。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报刊资料中，1984年盛夏来到苏联的最大牌外宾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理报》等苏联主流媒体集中报道了马尔克斯与戈尔巴乔夫等人会面的情况及前者对苏联的赞扬，字里行间并没有出现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

特朗普与莫斯科的首次接触就这样无果而终，至少从商业角度看是如此。苏联解体后，特朗普集团在俄罗斯的业务才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在回到美国之后第二年，他在接受访谈时，头一回认真地表示“不排除未来从政的可能性”。正如人们在30年之后看到的那样，他的目标不是当市长、州长或议员，而是成为美国总统。

美国“POLITICO”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