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C2018 主会场(1)｜一篇文章看尽大会新观点

2018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2018）于10月25—27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大会主题是“大数据推动数字经济（Big Data Drives the Digital Economy）”，CNCC邀请到近400位国内外计算机领域知名专家、企业家到会演讲，会议包括15个特邀报告、3个大会论坛，60个技术论坛，20场特色活动，大会今年是第15届，有来自近1000家企事业单位的7000多名专业人士参会参展。

大会在CCF秘书长杜子德轻松幽默的致辞中拉开序幕，随后便是一系列业内各领域的大咖的特邀报告，究竟他们在会场中带来了哪些精辟的言论与敏锐地洞察，又提出了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走近CNCC2018系列报道，一起碰撞智慧的火花。

“拉拉队员”李国杰：用理智目光，脚踏实地前行

——发展数字经济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

李国杰院士十分幽默地把自己定位成技术领域的“拉拉队员”的角色，在报告一开始便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要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扰，既不能墨守成规，错失发展机遇，也不能盲目冒进。

“去年大数据的核心产业的收入234亿，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女同志都喜欢买面膜，中国面膜的产业236亿，我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当于面膜产业的规模。”他诙谐地把大数据和面膜产业进行了对比，生动地指出，“我们不要太在意数字规模的统计，现在的统计不太适合数字经济，有很多免费的东西是统计不进去的。”

大数据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上，更多的体现在生产的方式、生活方式、科研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和福利的改进，特别是人们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的改变。

“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在原来的经济大屏里面切出哪一块饼，我们应该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究竟为数字经济贡献了哪些增量，提供了哪些原来没有的新产品，新服务，它的经济效率有多大提高，用户的体验有多少提高。”他认为，大数据本质上是一个认知和决策的技术，它的作用在于能够加速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产生新的知识，发现新的规律。所以大数据是数字经济很关键的生产要素，使得经济活动朝着更加高的效率，更加高质量，更加的可持续、智能化方向发展。

李国杰院士还讲道，看待技术发展要有历史的眼光。“有的人认为信息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智能的时代了。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作为一种基础的科学范式，数据科学自影响可能要比人工智能更持久一些，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更具有颠覆性。”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复兴标志着信息时代进入新的阶段，目前阶段的人工智能本质上还是一种计算技术。“我们不能低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战略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有过高的期望，有超出不切实际的期望。”

他强调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目光看待人工智能。造势之后，就是要落地生根，务实再务实。“现在人工智能有点围城的味道，就是城里人想出来，城外人想进去。”李国杰院士在几年前做了50年的预测，他认为我们经济上有一个长波，第四波是电子计算机，第五波是互联网、移动通信。现在处于第五波的后半段下降，是经济增长的衰退期，不是一个生产期，这是属于新发明爆发的时间，有可能在2030年又出现一个新的波，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也包括生命科学新的学科。

讲完数字经济化，他接着讲到了业务模式的转型。“摩拜单车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整个自行车的行业都改变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转移，而且有数字包括决策模式，运行模式的转型。他提出了转移的三大目标，首先是改变产业的发布，大力的发展生产型的服务；其次把传统的企业转向数字化的企业，从数字中来到实体中去； 第三是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大企业是中小企业创新成果的市场，如果大企业搞大而全，什么事都搞自主开发，什么事都讲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那就封闭了创新的链条。”

他以德国为例讲到鼓励产品做隐形的关联企业，每一个行业都应当有数字化促进行业的科技的企业。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的，是有企业家的精神来铸就的，创新精神是以竞争政策为主。“发展数字经济要改变头重脚轻的局面，目前，我们基础一层的人才比重严重低，头重脚轻、根基不牢。”

在精准的数据与调查的基础上，李国杰院士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我们当前所处的境况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且呼吁道：“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拥抱驱动数字经济的新技术，但是不要做表面文章，扎扎实实的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融入我们的实体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话务员”孙祁祥：“站得高，看得远，拎得清。”

——关于信息社会的经济学思考

“信息，我对这个词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我在1978年当了两年的话务员，在那一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到2017年中国移动电话每百人拥有1.25部电话，这种变化让我作为曾经的话语员是非常的欣喜的，这是斗胆来做报告的理由。”孙祁祥教授从自身话务员的经历切入，讲道信息从小对她带来的影响和感受。“数字经济真的是在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交换、分配，很多的学习，交往的很多方式，可以预见是在信息社会谁更好的掌握了大数据的现代的信息技术，谁就掌握了主动。”

“你教鹦鹉说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鹦鹉也能够成为经济学家，说明供求关系和供求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孙祁祥教授指出，信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的有限性。信息基于人类的加工和体验和系统性的探索所产生的知识作为信息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共享使用和无限增长的特性。而信息的共享边际成本为零，意味着信息拥有明显的规模递增的性质，这将前所未有的扩大生产可能性曲线。

她指出，信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的供需自空间格局，在更高层层次上构建了新的供求关系。“一方面它意味着谁了最新的知识信息，掌握了经济收益的控制权，而且另一方面信息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在变化和调整的格局更加的灵活和快捷。”孙祁祥举了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Face 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例子，两人在建立各自的商业帝国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半个多世纪与14年的鲜明对比，鲜明地指出信息社会收入分配的格局。

“最近这些时间经常有人开玩笑问我，你最近挣了不少的钱，因为你去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网络的阅读量都达到三亿人次。我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收费的机制在里面，我们是完全的知识共享的一种知识传播。”但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会通过“文章打赏”这样知识传播的方式挣很多钱，当知识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时就会导致报酬递增的出现，因为知识投入自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所以依靠信息驱动的知识经济的增长边界是难以估量的。

她强调，知识赋能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规模经济的重要的前提，知识赋能的信息技术能够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管理，信息技术的显著的特征是技术含量高，渗透力强，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优化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管理，从而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和全要素的生产率。

垄断，似乎是任何领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孙祁祥也同样讲到了信息社会的垄断问题。“在信息社会有一个流量不等值的定律，大众熟知的互联网721的法则。行业排名老大的市场份额一般有70，第二名是20，其他的是10。由此可见公司和数据的本质属性改变了传统竞争的定义，数据垄断成为垄断的新内容。”

孙祁祥针对信息资源的特性进而提出：“拥有丰厚数据资源和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的企业往往占更加有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造成一种新的信息不对称？会不会产生新的信息部对称，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市场失灵，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否会滥用市场势力，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信息社会的垄断的形式、后果、反垄断的措施等等无一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她还提出了关于信息社会安全以及技术使用的问题。“如果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以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受到威胁作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信息社会的意义何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相信，既然我们有能力发明出造福社会的技术，就应当有能力抑制其可能产生弊端的能力。

“毫无疑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运用不当，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如经济安全、个人隐私、生态危机，人的意化，恐怖主义活动等等。”孙祁祥认识到，我们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就技术谈技术，这个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使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人的全面发展。

报告的最后她引用了《道德经》里面讲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出不管是什么时代，繁杂的世界都是大道至简，有规律可循的，数据是死的，但大数据背后的经济社会现象是鲜活灵动的，如何不被大数据的大数据迷惑，而能正确区分运用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现象看本质，从结果找原因，从偶然寻必然，从当前观长远，这需要我们运用辩证唯物法的思想精神来理轻我们的研究思路。玄生万物，九九归一，我希望我们能够站的高，看得远，拎得清。”

“堕落企业家”刘积仁：走一条少有人走的“新科研”路

——当我们谈大数据时

刘积仁在演讲伊始便讲道他的“堕落之路”：“我原来就是教授，后来堕落了走到商界，曾在学校里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后来又到商业里面，我认为学习和学术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当我们做一个学术的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选错了方向，就是你一生的悲哀。所以认识社会才会成就学术的道路。”

他首先点明：“我们认识大数据的时候，如果不理解大数据对社会的价值，社会的规则对大数据的约束，商业模式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数据的伦理，还有数据和机器要解决方案的之间的关联，获取数据的艺术，那你的研究一定是苍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一个丰富的世界里面能够表现出来价值。”

“当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到未来可能承载你成就的平台，而不能顺着所有人的共识，我还认为当所有人都欢呼那是一个方向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做，因为太晚了。当别人可能怀疑的时候，可能是你最好的机会，当别人欢呼的时候，是你改变一个新的学术方向的最好的机会。”刘积仁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时运，那么在大数据的时代，时运究竟来源于什么？

当我们的环境计算的成本越来越便宜，存储的成本越来越便宜，通信的成本越来越便宜，平台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丰富，网络上，数字社会上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实体越来越丰富，而我们获取数据的成本越来越便宜，有越来越主动的行为来获取这些数据，导致了我们可以在数据社会展示我们不同的技术。

大数据的应用之所以没有比较满意的结果，是因为一个精准的计算，支持一个可靠的算法，不仅仅有个人的需求，还有提供者的能力和规则，这就是来自于组织的数据。刘积仁用医院和社保来举例，讲到了数据融合，我们在选择数据计算的时候要超越的不仅仅是对数据的认识，还有对其他行业的认识。“今天的学术已经变成一个充分开放的环境，特别是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没有开放的思维，没有连接，没有合作，你几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只有在解决方案中才能获得它的价值。他强调，“未来的在这个领域的无论是学者，还是正在学习的学生们，我认为大数据的战略是思维的战略，是一种新学术思维的战略，当你不能构造一种崭新的思维的时候，你的时运和这种技术无缘，就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机会。”

很多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都提出过大数据背景下的伦理问题，这也是一个十分热门且有广泛争议的话题，这是大数据“热”中的“冷思考”。

刘积仁指出：“大数据在应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伦理，一定要看到公平、安全，还有社会价值的创造，大数据开的场所带来的规则，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找到技术和我们这种伦理的结合，一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他强调道，数字社会已经覆盖了中国一半多的人口，“一个没有文化的数字社会，没有伦理的数字社会，一定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以说这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趋势。”

大数据的伦理问题涉及隐私暴露、信息安全和数据鸿沟等多方面的问题，只有通过技术的更新与进步，不断完善的社会法律制度与伦理规范，调适人们的价值观等途径，大数据的伦理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学软件的，那个时候被认为是科学家，后来我们写编码，被说成是艺术家。后来软件工程领域诞生了，我们又变成了工程师，今天软件变成了日用品，消费品，每个人都懂了软件，我们今天是软件社会的平民。”刘积仁讲讲到自己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的“身份角色”。他认为，我们要理解技术在不同的时代表达创造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大数据的价值远远没有被发挥，所有的算法，所有的数据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变得更加的成熟。

“软件由于这样的独立性无所不在与应用的环境相伴，未来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我们软件的使用者可能比我们对技术的应用者更了解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什么是它的未来。所以今后开放、融合变成一个更大的选择。”

大数据是我们新的商业的支撑，而大数据只有在开放、融合、创造中才能拥有价值。“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正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我们传统的教育，传统的科研的方式，我们今后发展学术的研究的方向跟我们过去的模式都不一样了，而约束它的不是别人，不是这个社会，可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商业叫新商业，新零售，我们叫新学术，新科研。”我们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在新的领域进行进的探索，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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