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愤怒的意义

来源：接招（微信：itakethat）

作者：方浩

联想在5G标准上把票投给了谁，引发了一场“叛国”与“爱国”的争论。从目前各利益相关方(联想、华为)公布的详情看，联想确实被冤枉了，但这个事件爆发的时间点很有意思。

首先，5G投票一事发生在 2016 年，两年之后才被翻出来并迅速形成网络热点，诡异得很。

其次，前段时间中兴在美国被封杀一事，引发了国内关于民族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应该如何担当的大讨论，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联想放到“卖国贼”的火炉里烤，可谓既杀人又诛心。

柳传志说，在整个投票过程中，联想集团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基本的，要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要注重大局。“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国家和行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人的事情一旦牵扯到“洋人”，积蓄百年的义和团情结就会随时随地触发。把联想不支持华为(还是造谣)，就等同于卖国;那么多到今天还严重依赖国外核心技术的国内公司，是不是一直都在卖国?

在国内各种商战中，卖国与爱国往往是一体两面：指责别人卖国的时候，是在反证自己有多么爱国;卖国是标签，爱国是证书。比起“卖国贼”，我们“爱国婊”的产量更多，“水准”也更高。

一切都是利益。 2013 年，微软由于未能遵守规定向用户提供网络浏览器选择，欧盟反垄断机构向其开出了7. 3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 5 亿元)的巨额罚单。事后媒体披露，举报微软的，正是它的美国老乡谷歌。谷歌也有过无数次被自己老乡举报的经历。

这要是放在中国公司身上，简直可以“诛九族”了，但从来没有美国媒体或舆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到谷歌或微软头上，因为大家都清楚，商业就是商业，维护企业的利益永远大于天。华为和中兴在海外市场斗了那么多年，今天两家公司的局面，从根本上讲是路径选择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谁更爱国。爱国是结果，不是原因。

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到底应不应该爱国?以及应该怎么爱国?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柳传志 1984 年开始创办联想，一路把联想打造成中国企业的标杆，可以说没有联想这一代科技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拓荒，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但放到改革开放 40 年的大背景下，联想们的最大功绩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它们的股价有多高、市值有多大、贡献了多少税收，而是为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开辟了一个来之不易的营商环境。

柳传志 1944 年生人，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曲折岁月，应该说都经历了。柳传志创业时，中国改革开放也才几年，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知道国家缺什么。所以柳传志喊出“产业报国”的口号时，绝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资本，如果他想要这种东西，完全不必走创业这条路。

1984 年联想诞生的同时，一份关于安徽“傻子瓜子”的内参放到了一位老人的案头，大意是说这家企业的雇工人数超过了 7 个人，已经属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定义了，是不是要把创业者抓起来。老人家说不能抓，一抓就会动摇人心，让人们以为政策变了。

今天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那个万物重启的年代都显得那么刺眼。下海创业、股权投资、财务自由……这都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人生道路。说柳传志、任正非、王石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给后人趟路，一点也不为过。

让商业的归商业，让政治的归政治，是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自觉不自觉的使命，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企业家只有能安心做事，才有机会爱国、报国。

柳传志去年在湖畔大学为马云打Call，他说：“前几年，社会上有一股风，矛头直指民营企业家阶层。把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贪腐的根源、环境破坏的根源，都归结到企业家身上。又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出了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兴风作浪。”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企业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过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相竞争是生存需要，但互相拆台就是同归于尽。对任何商业行为的上纲上线，不仅会伤及无辜，更有可能会伤及自身。

这些年中国互联网的纵深发展，让很多人失去了应有的敬畏感，为了背后的利益，各种无底线竞争层出不穷，甚至搬出“卖国论”的大宝剑，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这不是杀手锏，而是潘多拉盒子。

柳传志的愤怒回应，与其说是讲给联想同事听，不如说是讲给同道中人听;与其说是在为联想申辩，不如说是为整个中国商业生态“拨乱反正”。联想产品好不好，用户说了算，但中国营商环境好不好，是每一个创业者、企业家的责任，不仅仅靠一个 74 岁的老人。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它不会再去计较一个公司的员工是否超过 7 个人，也不会再去限制跟中国人做生意还是跟外国人做生意，大家都能站着赚钱，就是最好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