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乌托邦：一个中文诗歌垂直社区的悖论式生存

在当下年轻人对精神需求愈发重视的背景下，未来中国艺术消费群体会越来越大。但是，在飞地持续逡巡于诗歌与商业之间的过程中，张尔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甚至焦灼至绝望。

作者 | 袁昌佑

2016 年 3 月，两位诗人张尔与王敖发起的第一届“诗公社计划”诗歌活动在深圳罗湖美术馆举办。这次活动吸引了徐振宇，他应王敖的邀请到活动现场充当志愿者。

徐振宇是一名来自浙江省的文学青年，诗歌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诗歌带来的语言感受，是很多其他文体所给不了的”。

当晚活动的主题为“杯影诗乐”，来了几百人。王敖在活动上结合中国古典传统，讲授了即兴诗歌写作课程。徐振宇坐在前排看完整个活动，最后才发现自己“没有帮上什么忙，只是从头到尾跟他们聊聊天而已”。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飞地传媒成立于 2012 年，是中国诗界中知名的独立文化品牌，其纸本诗歌杂志《飞地》在中国诗歌圈中颇有声望。徐振宇被《飞地》打动，通过创始人张尔的面试之后，他便辞职来到深圳，在飞地传媒做内容编辑的工作。

飞地为优秀青年诗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编辑部里挤满了诗人。在徐振宇仍未到飞地工作之前，这家公司仅有《飞地》丛刊一种产品。而现如今，飞地已发展成为拥有《飞地》丛刊、飞地书局、线上飞地APP与飞地文创等产品的全媒体平台，也被视为全国最大的诗人聚集地。

依靠高质量的文学艺术内容，飞地培养了商业化道路上最初的一批拥趸：从 2017 年 8 月初至 2018 年 4 月末，飞地用户数量累计增长 17 万人，达到 40 万人。

2017 年，飞地开始研发文创产品，尝试电商化之路。由于和所有的垂直社区商业模式类似，张尔认为，基于深度价值认同的消费趋向是存在可能的。

“诗歌朝向未来”是飞地的宗旨。愈发需求高品质精神产品的当下，或许是飞地朝向商业化未来的好时机。不过，在朝向未来之前，了解过去也同样至关重要。

我的领土，我的飞地

第一届“诗公社”活动现场

诗人张尔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是诗人的故乡。 1979 年， 15 岁的安庆青年海子考入北大，成为 80 年代的诗歌英雄，也成为当下众多文艺青年接触诗歌时的最初想象。

当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张尔还在念中学。在此期间，张尔开始练习写诗，模仿海子的诗作。慢慢地，他立志做一个诗人。后来，张尔考入当地的安庆师范大学，并加入白鲸诗社，开始在《白鲸诗报》上发表诗歌。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热烈的文化氛围逐渐被加速的商业化进程所吞噬，诗人作为英雄的年代就此离别而至今未归。甚至在 20 世纪末的盘峰诗会上，中国诗坛因“民间立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学争论而公开分裂。

新世纪诗坛的无序与混乱由此开启。诗人们显得不知所措，在感慨八十年代的单纯气氛时，也在反思诗歌在当时政治浪潮中远被夸大的重要性。商业力量无处不在，诗人们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批诗人下海了，一批诗人留守学院也保持对世界的思考。

九十年代中期，在大学毕业后，张尔南下深圳，开始从事传媒与设计工作。由于工作繁忙，张尔在几年内都没有动笔写过诗，但在他的生活中，诗歌却一直没有缺席过。他在博客中写道：“诗更加占据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甚至因为工作之故，我常常还在各种策划文案中也要刻意强加上诗的概念。”

张尔一直惦记着办一本诗歌民刊。实际上，特殊的文联制度与出版审查制度一直导致“正式刊物”与“民刊”的分野与共存，前者具有合法地位，而后者则呈现出浓厚的地下特征。北岛主编的《今天》便是后者在诗歌界的典型代表。

千禧年之后，在市场化浪潮与互联网时代相互作用之下，出版制度逐渐松动，文联系统也开始以某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姿态与民刊合作，从而使部分民刊开始获得“合法”身份。

随后，诗歌民刊不再完全以自印本、私下寄发的形式印制发行，而转向以书代刊或辑刊出版的方式，在保持独立编撰的前提下，通过官方刊物或出版社的合法渠道发行。

2009 年，在目睹官民合办的诗歌刊物陆续出现之后，张尔选择与哈尔滨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诗林》杂志合作。《诗林》杂志系中国诗坛的老字号，原为季刊，合作后转为月刊，但终审权仍在哈尔滨编辑部。其中，双月号由张尔主编，在深圳发行。

当时，张尔的先锋诗学观念已经基本成形。在白鲸诗社时，张尔曾受到前辈诗人余怒的影响，渐趋先锋。余怒同是安庆人，是白鲸诗社的老朋友。在互联网仍未普及的年代里，诗人间的交流只局限于地区的小舞台上。对于刚练习写诗的张尔而言，余怒的诗学观点影响深远。

余怒诗歌的先锋性跳出了朦胧派抒情性的简单化泛滥，张尔也一直在该意义上锻造自己的诗歌技艺。他通过互联网开始接触并阅读到更多国外诗人的译著：布罗茨基、奥登、曼德斯塔姆、艾略特……他也开始活跃于各大诗歌论坛，与诗人同行切磋交流。

在此环境下，张尔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属于个人的写作面貌，先锋诗学进一步得到沉淀。

《诗林》双月号很好地实践了张尔的诗学观念，对诗歌技艺的先锋性与问题意识的当代性的关注尤为重视。 90 后青年诗人秦三澍在同济诗社担任社长时阅读几辑《诗林》双月号后感慨，《诗林》对具有当代意识的诗人与诗歌的发掘力度，以及其所试图回应与解决的诗歌问题与自己所思考的问题恰好是一致的。

由于在诗学实践上与问题意识的先锋性，张尔与哈尔滨编辑部之间开始在办刊思路上出现分歧。在三年合同到期、连续出版 18 期之后，《诗林》双月号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正式停刊。在停刊公告中，张尔向读者承诺，将在 2 个月内推出全新的诗歌文化读本。

新的诗歌刊物出版实际上花了三个月时间。 2012 年 5 月，《飞地》第一辑“有诗有圳”正式发行。《飞地》丛刊完全由张尔编辑团队独立策划，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合作出版发行，首期定价 38 元，印了 3000 本，仅售出近千册。

但无论如何，张尔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领土。正如同“飞地”的原本含义，张尔的《飞地》在与体制既关联又疏离的关系中，建立了一个自由而坚固的“飞地”样态。

悖论般的可能性

飞地APP界面

2017 年，在一次与《我的诗篇》导演、诗人秦晓宇的对谈中，罗振宇对当代诗歌屡屡发问。谈及当代诗歌的商业化问题时，罗振宇强硬地说道：“如果诗人没有从商业获取利益，是因为诗人无能。”

“一条”创始人徐沪生是成功的媒体人和创业者，但他的另一身份是诗人。在他看来，以商业价值来衡量诗歌与艺术，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标准。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诗人不一定是好诗人，而好诗人也不一定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能以商业价值评判的身份有且只有商人身份本身。

在此意义上，张尔的飞地目前并不算是一次成功的创业。

张尔始终在尝试将诗歌与商业结合的实践，但飞地从创立之初就面临着亏损的境况，一直依赖于张尔所创办的传媒公司的供养。这家公司由张尔与朋友一同创立于 2008 年，在飞地成立后，遂改为飞地传媒有限公司。

入不敷出的境况在飞地进军全媒体尝试之后变得尤为突出。创办《飞地》杂志四年后，飞地于 2016 年下半年先后扩展了线下实体书店“飞地书局”，以及线上飞地APP两个项目。

飞地书局位于深圳八卦岭工业园区，是复合型的线下空间，包含书店、咖啡馆、画廊等多项业态。飞地App以PGC内容为导向，依靠张尔在诗歌、艺术界的广泛人脉，吸引了众多优质诗人、艺术家的进驻。经历多次版本更迭之后，目前1. 9 版本APP拥有诗光年日签、专题、作者及包含诗歌、音乐、小说等十项门类的栏目，日活约 16 万人次。

张尔告诉《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飞地传媒有限公司 2017 年营收利润为 700 多万。计算入飞地书局、诗刊、文创、APP等多项支出后，总体上略有亏损。

作为一个以诗歌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平台而言，飞地在商业化进程中充满悖论，而又悖论般地存在商业化的可能性——一方面，诗人具有经商的能力，但诗歌本身却不具有谋取商业利益的可能性，尤其是优秀诗歌;另一方面，优秀诗歌不具备商业化条件，但在中国教育体制之下，诗歌教育仍旧缺失，这有可能成为诗歌商业化的有效切入口。

因此，飞地将在新版APP中加入线上付费产品，预计在 5 月中旬正式推出。飞地的线上付费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知识(课程)付费，另外是内容付费。

5 月上线的付费产品属于知识付费，首批课程主要是诗歌写作与鉴赏课程。而飞地平台上所有作品，短时间内仍是免费阅读，“可能在下一个版本中会做内容付费。”

张尔相信，在当下年轻人对精神需求愈发重视的背景下，未来中国艺术消费群体会越来越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飞地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愈发获得用户认可，起初未能售出的《飞地》丛刊也逐渐随之售罄。

在飞地开始涉足线上付费的同时，张尔坚持在飞地书局举办的线下诗歌公共教育活动会一直免费下去。飞地书局已举办了多次诗歌主题活动，包括新诗实验课、阅读沙龙、诗公社等品牌，众多知名诗人如臧棣、多多、黄灿然等皆有参与。

凭借着张尔在诗界的广泛人脉、优质的线下诗歌活动及内容输出，飞地App上线时便积累了一批高黏度用户。也正是基于深度价值认同的用户存在，飞地将尝试线上付费与电商的商业化模式才存在可行性。

飞地目前加快了文创产品的研发速度。自 2017 年开始研发文创产品以来，飞地已研发多款文创产品，其中不乏诗光年·诗歌历、鲍勃·迪伦诗歌集等知名产品。目前，飞地电商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淘宝店铺粉丝至截稿前也仅有 1335 粉丝数。张尔预计，飞地App将于今年下半年的版本更迭中接入飞地的电商系统。

随着飞地整个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承受的成本压力也就越大。融资变得愈发迫在眉睫。 2017 年 4 月，飞地准备获得投 500 万元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深圳源政投资，但是随后出于种种原因，这笔融资最终并未成功。

张尔前后与五到六家投资方接触过，但最后皆未谈成。“整个投资界的氛围是非常功利化的，”张尔说，“资方更加看重你的商业模式是否存在短时间内的变现潜力，不见得会关心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否能推动时代的文明进步。”

《乌有栈》

飞地创始人、诗人张尔

诗人虽然下海了，但诗人的身份却永远大于商人。诗人是世界的命名者，是用语言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的西西弗斯。

2011 年，张尔出版诗集《乌有栈》，表达诗人通过写作试图抵达精神乌有栈的渴望。张尔也渴望在诗歌理想与商业世界之间找到互相平衡的乌有栈。只不过，他始终相信的一点是，飞地的商业化只是手段，为广大用户构建优质的精神领土才是目的。

张尔好友、诗人孙文波将诗歌界的某种转变称之为实用主义的消费化倾向。尽管近十来年，中国诗坛有大量的诗人与作品出现，无数的诗集出版，但诗人却开始假装忧郁，诗歌逐渐沦为粗制滥造的商品，失去了诗歌的核心意蕴。

在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消费化倾向同样普遍。据《好奇心日报》报道，2017年美国前20位畅销诗歌作家中有12位是Instapoet(Instagram式诗人)，而2017年美国47%售出的诗集都是Instapoets的作品。虽然荷马是最畅销的古典诗人，但一位拥有 260 万粉丝的Instapoet在 2017 年卖出的书是荷马的 10 倍。

天真的诗人创立了飞地，吸纳更多有诗歌志向的年轻诗人一齐“做梦”。 2014 年，经兄长、诗人茱萸推荐，秦三澍进入飞地工作，从事《飞地》丛刊“视野”栏目的国际优秀诗歌的翻译工作。

在他看来，之所以飞地选择了关注当代性的诗歌定位，是因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要求汉语的持续更新，诗人在试图重塑语言景观努力的同时，也重塑了语言世界背后的现实景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家园。

这是张尔的诗学主张，也是飞地的审美标准——诗人的写作应该带有大的问题意识，诗人的忧郁与焦虑在此种意义上才算是真实。因此，飞地要为诗人们提供无焦虑写作的空间。只有无焦虑写作，不设置反抗对象与主题，不为世俗文学评价所累，才能够拥有最大程度的创作性。

在这个意义上，飞地提供了一个单纯的“造梦”空间，供诗人们追求写作的乌托邦。

秦三澍将诗歌作为志业的那年，恰逢《飞地》创刊，前辈们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论争对他而言早已不构成问题。他认为，诗歌只关注与解决语言问题，而语言问题恰恰需要以不断突破边界的意识才能得到有效的回应。

诗歌的当代性与先锋性面向未来，也始终流动。如果诗歌逐渐凝固，渐成传统，那其先锋性则消失殆尽。同样，飞地也是一块流动的飞地，诗人们在永恒流动的飞地上创造永恒先锋的诗作。这意味着，飞地还是一块崭新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现代诗歌鉴赏从来就是少数诗人的技艺，而欣赏门槛的高企注定了诗歌艺术这一细分领域在商业化潜力中的乏力。在徐振宇看来，飞地的商业化并不需要体量巨大的成功，而只需要维持飞地经营即可，因为文化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

2017 年，徐振宇年离开飞地，不是因为飞地编辑部的诱惑不足，而是因为更大的诱惑在向他招手。他想继续读书，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慢慢培养并形成对社会的更佳判断。秦三澍则仍在《飞地》丛刊，他是目前“视野”板块的两位编辑之一，同时也会介入杂志编选思路、发掘并遴选优秀青年诗人等工作。

张尔还是飞地的创始人。他更希望飞地能面向大众，创造更大的商业化可能。在飞地App的版本更迭中，一条主线至少是清晰的，它要成为更标准的互联网垂直社区——更多地开放UGC创作的功能，增加社交性，拉近创作者与诗歌爱好者之间的距离。

秦三澍将张尔视为伯乐，也非常尊敬他。“他不仅能把诗写好，同时也能够做好一个为诗人服务的平台。这种人并不是谁都能做的，绝大多数人都做不了。”

飞地的每位诗人都在希望这块地方能够持续下去。“假如未来我们成功了，我个人的想法是成立一个飞地基金，就像像古根海姆基金会一样，可以一直保证后来类似飞地的创业者可以一直继续往前走下去。”张尔说。

目前，飞地计划在深圳扩张一到两个书店，在不久的将来，张尔还打算将飞地书局开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飞地持续逡巡于诗歌与商业之间的过程中，张尔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甚至焦灼至绝望，而写作与阅读是张尔消解现实焦虑的办法之一。

他明白，这是一场漫长且彳亍独行的旅途，而他只有继续走下去。“乌有栈”一词出自张尔的《孤行诗》，在采访时，他已经不记得具体出处了。

张尔至少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感谢张尔、孙起/飞地书局是我进城必去的场所，就像回家。”这是好友孙文波的《感谢诗》，他对张尔所做的努力抱以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