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 经济衰退早已是常态, 为何伊朗人最近忍不下去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突然来临，突然结束，当外界还在担心伊朗各地爆发的游行示威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阿拉伯革命时，根据外媒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在1月3日宣布，过去几天震动伊朗的动乱已告结束。

然而尘埃尚未落定，这场疾风暴雨式的游行示威带来的困惑依旧让人难以释怀，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助推下，我们已经很难用统一的主题去定义当今时代的群体性事件。就像七年前的阿拉伯革命，国内外各方都试图用自己的主张和诉求“包装”发生在某一国内部的示威游行，各派都说自己是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言人。一时间，语不惊人死不休，亮点层出不穷，但却令旁观者更难看清事件的全局。

几天下来，我们可以大体将伊朗示威者的诉求归为如下几类。内政方面，从反腐败、增加政治透明度，到反对宗教压制、保障公民权益，还有的则直接对体制发难，希望一切推倒重来。在经济和民生领域，不满主要集中在物价上涨、失业激增、补贴减少、货币贬值、区域差距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此外，还有人批评伊朗的对外政策，要求政府把精力转向国内，减少不计成本的对外援助和干涉。

上述问题想必都不会令读者太过惊讶，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反映了伊朗几十年来的常态。在经济领域，伊朗统治者，无论是帝制被推翻前还是伊斯兰革命后，似乎一直都没能推出好政策增加大众的获得感。仅就物价来说，自1979年革命起，伊朗的通胀率基本没低过10%，且伴随着西方制裁力度增加，超过20%也属常见。这还是来自官方的保守统计。最近几个月，鸡蛋涨了40%，鸡肉、牛奶、水果等涨幅在5%-10%，牛羊肉虽然价格降下来，但民众普遍消费不起。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伊朗人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常态，为什么到最近忍不下去了？记得2012年时，民众也发起过针对鸡肉大幅涨价的示威，且那时受制裁影响，伊朗经济形势比现在糟得多。但为什么没有引起像今天这么激烈的反弹？

与之类似地，在政治领域，观察者网已经刊登了不少文章介绍伊朗的生活日常，读者朋友们对这个常态肯定也有不少见闻。与经济事务不同，关于伊朗的政治制度，本文不想作过多评价。每个人依据不同的政治站位、宗教背景和对国际事务的理解，观点肯定千差万别。无论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如何评价它的这套体制，分歧都很大。即便如此，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鲁哈尼政府自2013年上台后，是致力于改善伊朗治理模式的。尽管阻力很大，进展缓慢，但总体趋势还算是好的。可为什么反倒是最近，而不是前些年那些管制更严苛的时期，一些人竟在公众场合号召推翻体制、一鸣惊人呢？

关于近期伊朗局势动荡的原因，国内已有许多分析和评论。本文提出两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供读者参考。

第一是领导层的内部团结问题。去年以来，伊朗社会情绪出现较大起伏，这与鲁哈尼上台后，特别是2015年夏天伊核协议签订后，伊朗统治阶层的内斗有很大关系。大致上看，斗争的双方，一边是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一些支持他们的改革势力，另一边是同样掌控国家权力、却试图延续强硬政策的保守派。

温和派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抱负，上台前后作出了不少或虚或实的许诺，却基于种种原因未能兑现。特别是在伊核问题谈判渐入佳境后，他们为表明政绩，把伊朗的经济前景吹上了天，直接吊高了民众的胃口，增加了人们对迅速改善生活的不切实际的期待。记得2013年11月伊核问题中期协议达成后，一些伊朗政客和国内媒体就开始把自己的国家喻为世界市场的新大陆和即将崛起的强国。一时间，仿佛各国都要排着队来伊投资兴业。那时，每隔几天就能听到伊朗方面透露又与某国达成了什么合作协议，搞得外界一头雾水。后来才发现，这些新闻夸大的成分居多。

在这样沾沾自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中，伊朗从官员到商人都有点找不着北，谈起经济合作来，时常要价很高。相应地，普通民众对改善生活的期待也迅速高涨。据官方统计，伴随着核协议签署，伊朗的劳动参与率从2014到2017年一下就提升了近三个百分点。然而旁观者清。伊朗国内投资环境在此期间并无实质性改善，外国企业也没有上赶着给伊朗送大礼。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就业和收入增加的幻想迟早是要破灭的。过去四年来，伊朗失业率激增是不争的事实，背后原因有很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失业率的增长与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是高度同步的。

当温和、改革派吊高人们胃口却又无法兑现承诺时，保守派则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扩大政治影响，与鲁哈尼针锋相对，通过种种手段，在人事、立法、行政、舆论等各方面阻挠政府哪怕是极小的改革举措。层出不穷的丑闻接连引爆，不论真假，都加剧了人们的心理落差，也给国内外的反体制者提供了造反的口实。最近这场风波究竟是不是由保守派挑起来，旨在把鲁哈尼搞下台，国内外专家众说纷纭，我们无法轻易下结论。但即便如此，过去五年来，伊朗统治阶层兄弟阋于墙，向民众释放混乱、虚假的信号，造成全社会失望情绪不断蔓延，都为局势动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这种失望情绪相关，本文要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内政和外交两个大局中找到平衡。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内外政策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巩固政府的执政地位。但对伊朗执政者来说，要想摆平这两个大局却着实不易。改进国内治理、改善民生是着眼于维护政权稳定，而对外主动出击、防止颠覆也是为了捍卫政治安全。如何调配两方面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很费人思索。若协调得好，既可以巩固执政地位，又能增进民众的团结和认同感，2013-2016年大体是这个情况。反之，协调得不好，则会双输，大概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局面。

说到外部威胁，伊朗对西方颠覆政权的担忧是持续存在的。2009年总统选举后爆发了“绿色革命”，当时美欧的表态很谨慎。究其原因，一是怕给伊朗改革派帮倒忙，二是不想破坏即将到来的伊核问题谈判。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小布什的对伊政策，伸出了谈判的橄榄枝。那时伊朗忙于总统选举，尚未接招，西方对重启对话抱有希望，不想因为这场示威和伊朗撕破脸。

但到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形势则大为不同。当时核谈判久拖不决，伊朗据不让步，双方对立加剧。伊朗试图将革命祸水引向海湾阿拉伯国家，触怒了美国。后者以牙还牙，不但公开鼓动伊朗人上街，还试图通过搞垮叙利亚，给伊朗一顿敲打。在这种情形下，叙利亚的战事成了研判伊朗未来走向的风向标，迫使执政者不得不增援真主党和叙政府军，加大海外投入，巩固政权安全。

到了2013-2015年，这种政策基本实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增进民族自豪感的双重收效。当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在中东蔓延时，伊朗保持国内安全稳定，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迅速增强。与此同时，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人信心倍增，认为制裁非但没把他们打垮，形势还发生了逆转，变成西方求着跟伊朗做生意。人们对政权的认同感增加了，民族优越感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大家的心情又是矛盾的。记得当时伴随着这种自豪和自信情绪，一些人已经有了担忧：伊朗真有实力去经营海外吗？这种投入和负荷还能持续多久？我们是不是在透支？

民意的转向说快也快。随着一系列美好愿望落空，人们对国内民生危机的关注远胜过政府整天宣传的海外成就。然而，内政、外交政策毕竟有连续性，岂能说变就变？于是民族自豪感演变成排外情绪，政府经营海外被指责为便宜了他人，却苦了自己。民众对国内经济困境和外交政策的不满侵蚀了政府的合法性。总之，内外大局如果平衡得好，统治者可以利用伊朗人的民族优越感巩固权力。拿捏不好，则适得其反。

对伊朗执政者来说，此次危机如能处理得当，或许可以为忙于内斗的各派敲响警钟，促使统治集团搞好内部团结，切实推出一些民生领域的改革，拉动消费，吸引投资，少搞利益独吞，多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需要哈梅内伊的政治决断。但最高领袖能否动得了革命卫队等既得利益者的奶酪，究竟是谁依附谁更多一点，我们当前无从知晓，恐怕以后也很难得到准确消息。

对民众而言，但愿这次波折能帮助伊朗人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有针对性地检讨不足，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人贵有自知之明。欧洲和中国没有跪求着向伊朗投资。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2016年增至4122亿美元，也不及欧洲的比利时和中国的上海。这两年它虽然实现了GDP增长，但主要原因是石油制裁的解除，而非经济潜能的有效释放。和大多数能源出口国一样，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石油贸易，受国际能源价格影响很大。它虽非高度脆弱，也不是潜力无限、机遇遍地。

更重要的是，经历最近的经济困难，伊朗人或许能更深刻地意识到，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是项系统工程，不是靠达成伊核协议就一劳永逸的。没有不断学习、改革和奋斗，每个人不努力作更好的自己，幸福恐怕永远也不会主动敲开伊朗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