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开国上将苏振华秘密空降上海的真相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3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有华国峰、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会议由叶剑英主持。

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人帮”的果断措施都很振奋，表示完全拥护。只有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他斗胆提出，4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马天水将“四人帮”下台的消息密告上海的同党——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并要求他们作好与中央进行“合法斗争”的准备。

上海余党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早在1975年8月，“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就在上海多次说过：“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在上海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

在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知“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因此，徐景贤、王秀珍10月7日接到马天水密告“四人帮”出事的消息后，立即于10月8日开始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动。

中央工作组秘密抵沪

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接到立即到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通知，他们慌手慌脚先赴北京应付。

1976年10月12日，中央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10月20日晚，中央工作组乘坐专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机坪。苏振华不动声色，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武装布控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中央工作组马上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以考察工作为名了解和掌握上海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徐、王返回上海后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

上海群众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文革”中形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试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马、徐、王返沪后，3人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于10月15日、19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话中有软有硬，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整个市委机构已经瘫痪，并表示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10月20日深夜，由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是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这一通知让马、徐、王3人顿时如五雷轰顶。

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同志请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指出，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

廖汉生政委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到达上海仅两日的时间，工作组的斗争策略明显收效。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四人帮”余党区分性质，对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976年10月26日，中央作出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7个原市委常委被隔离审查

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等领导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从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上海锦江饭店亲自坐镇，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让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对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7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6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

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徐、王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批罪证，包括手令、武器、弹药、电台、通信呼频表、通信暗语表、兵力部署图等，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10月8日至20日期间一系列罪恶活动。

通过清查“四人帮”各帮派体系，迅速排查了涉及全市各区(县)、局(部、委)的政治事件3000多件，查明涉及全市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大事件12件。XLW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